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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农业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工业带领国民经济实现了大踏步发展。相对来说,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2010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3.1%,服务业就业人数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34.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就业比重。当代世界经济中,服务业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现代服务业是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的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对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重大。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我国现代服务业正处于重要发展机遇期,但由于历史沿革与体制机制等方面束缚,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也存在诸多瓶颈。主要表现在:政府管理缺位和多头管理并存,信息不能共享,行政和区域垄断依然存在;服务业现有税制存在重复征税、税负过重的现象,难以适应发展需要;融资难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以拥有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为主的服务业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生产要素供给与价格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土地、水电等成本较高;创新能力不强,在一些关键领域缺乏核心技术,人才呈现结构性短缺。“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并提出了GDP中服务业占比达到47%的要求。为此,我们建议:一、加强整体部署,完善发展环境。按照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以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产业发展环境为重点,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编制并实施好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逐步建立关于发展规划的科学评价体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努力营造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二、推进服务业税制改革,加快结构性减税进程。扩大增值税在服务业中的适用范围,扩大营业税差额征税的领域范围,尽快建立服务出口退税制度,研究出台服务业所得税减税的优惠政策。扩大技术先进型服务业企业的认定范围,对与科技创新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交易、仲裁、担保等服务获得,给予营业税和所得税减免。三、优化金融政策。继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通过建立发展基金、资本金注入、融资担保、无偿资助和贴息等多种方式带动社会投资。完善促进“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发展的政策法规,形成以政府投入引导、民间投入为主、多元投入并存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投融资模式。逐步消除土地使用、供水供电价格方面的差别。四、完善市场机制。进一步消除体制障碍,加大开放力度。认真落实新“三十六”条,创造“非禁即入”的宽松环境和平等竞争机会。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制订各类服务业统一的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参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修订前置审批程序,建立全国性统一征信体系平台。五、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围绕市场需求,编制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和引进规划,加快高校专业设置及课程改革更新,加强职业教育,进行专业化定向人才培养,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海外人才。六、提升创新能力,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广泛应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发展新兴服务业,支持企业在关键领域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标准。抓好新兴服务业产业集聚区和示范区建设,增强产业融合的主动意识,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采取国际并购、建立海外研发基地等方式,提升国际竞争力。谢谢大家。万钢:现在请胡成中委员发言。请卢步东委员准备。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胡成中: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小制造企业的困境和出路》。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强国富民之本。目前,国家经济平稳发展,但制造业增长却在持续放缓,特别是以民营经济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利润严重下滑,亏损面日趋扩大。近年来,原材料价格持续上升;用工荒日趋严重,最低工资年递增15%以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只有10%的中小制造业企业能够得到正常贷款,商业银行普遍提高了承兑汇票保证金份额,使实际利息增加近一倍,民间融资成本更是银行基准利率的四倍以上。加上为职工缴纳约40%的“五险一金”等,企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中低端制造企业,去年经营成本比前年增加近30%,而产品价格并没有相应的上升空间。一些企业主感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麻烦最多,快乐最少;干得最多,赚得最少。温州一个千来名工人的企业,苦干精算,一年利润刚百万,而该企业老板的妻子在上海买10套房子,8年后轻松获利3000万。不少靠实业起家的企业家,现在只把企业作为融资的平台,实业空心化、资本投机化、资产泡沫化的状况日益严重。去年4月份以来,温州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不下百人。据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去年上半年,浙江省有14447家中小企业倒闭注销。中小企业是孕育大企业的摇篮、就业的主渠道、科技创新的主平台、保持经济活力的主源泉。制造产业基础不牢,民本民生地动山摇。中小制造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自强自立。要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心无旁骛干实业,坚定不移促转型,依靠做专做精做特,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企业积极应对的同时,政府及相关部门也要采取有力措施,优化企业的生存环境,帮助企业共克时艰。为此建议:一、金融机构“放水养鱼”,与企业共进退。我国银行的存贷息差超过3%,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均净利润为工业企业的12倍以上。金融业只有与制造业相互促进,才能取得双赢。银行要降低贷款利率,控制上浮空间,不强制性搭配理财产品和强制性留存存款余额,优化贷款结构,增加中长期贷款占比,支持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二、政府转变职能,变管理为服务。政府机关管得还是太细,程序多,关口杂。如一个建设项目,从选址立项到建成投产,最快也要五年以上。政府要从管制型、审批型转向服务型、报备型。要改进行政审批,简化流程和手续,避免重复审报和鉴定;大力推行上门服务、一条龙服务、绿色通道服务,特别是对中小制造企业转型升级项目,实行急事急办;落实政务公开、首问负责、限时办结、责任追究、服务对象评分等制度,严查行政不作为、慢作为等行为,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三、大力减税清费,为制造企业减负。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普遍超过利润的30%,除法定的税费之外,还要承担依靠行政影响力下达的会议费、协会费、评比费、捐款赞助和订阅报刊等,负担很重。要大刀阔斧地减税清费,通过直接减免、降低税率、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再投资退税以及税收减免抵销企业增加的劳资成本等多种形式,让减免税政策惠及中小制造企业。坚决取消不合理的涉企收费项目,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四、打破行业垄断,开放民营银行。民营制造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投资渠道也狭窄,导致生存发展空间狭窄。非公经济两个“三十六条”振奋人心,但政府部门还要抓紧制定实施细则,拓宽制造企业的产业发展空间,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是孪生兄弟,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只能靠民营的中小型银行解决。目前全国估算有几万亿的民间资本没有很好地用于实业发展,而在炒房、炒煤、炒金银、炒书画古董。要突破清规戒律,发展民营银行和专营贷款机构,“收编”民间资本,解决中小民企融资难问题,并通过竞争拉低贷款利率,形成实业发展与民间资本的良性循环。谢谢大家。万钢:请卢步东委员发言。请张维庆委员准备。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浙江省副主委、浙江省旅游集团公司总经理 卢步东: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土地出让收入应该好好管一管》。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其中北京1638.5亿元,上海1527亿元,而2006至2010五年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更是达到7万多亿元,这些数据折射出的是国内土地市场的繁荣“盛宴”。但其背后,巨额的“卖地”收入如何使用值得深思。许多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几乎与财政收入相差无几,有的甚至超过了财政收入,成为“第二财政”,但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如同雾里看花。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要求:规范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重点向新农村建设倾斜;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利益,建立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的长效机制。但事实上,这块收入已成为地方财政弥补其事权与财力不相匹配的主要来源。由于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一是使用随意性大,缺乏应有的原则。如某市政府同意在未来十年内,将两块土地开发的增值收入优先用于某国有企业债的资本金偿付。二是腐败案件屡见不鲜。审计署一项抽查显示,10个省本级、23个市本级和41个县应纳而未纳入预算管理的848.26亿元非税收入当中,土地出让收入达到626.42亿元。由于缺乏应有的监督,“土地腐败”的高发态势也就在所难免。2011年7月19日上午,历来被誉为人间天堂的苏杭,两位原副市长因利用土地出让贪污受贿上亿元,而共赴“天堂”!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三是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城市“透支未来的一时繁荣”。土地一般出让40年至70年,这些来自于未来的收入被用于现在的各项建设。然而,土地总有卖完的时候,到了那一天,房卖了,厂卖了,地卖了,我们还能卖什么?我们的子孙后代靠什么生存?四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迅速推高的房价,让人民群众压力重怨气大。对失地农民来说,今后就业、医疗、养老,甚至生存问题会越来越凸显出来,积累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最终还得政府去还债。饮鸩止渴,贻害无穷。政府应采取措施,防止这种危害的扩大和延伸,为此,我们建议:一、对近5年或10年的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进行审计。土地出让20余年,这些土地出让收入究竟累计起来有多少?用在什么地方?用途是否合理?用在老百姓身上的有多少?按照国办《通知》使用的比例有多少?这些不能是一笔糊涂账,而应该明明白白地告知社会、告知百姓。二、切实划分各级政府事权。“土地财政”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建议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形成一个初步的事权明细单,努力构建财力和事权相适应的制度。三、在法津上系统规定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途径。一是明确土地出让收入要优先解决失地农民和城市拆迁户的社会保障。建议以法律手段明确失地农民参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土地出让收入应首先用于失地农民的养老、就业、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二是确保土地出让收入用于新农村建设。建议以法律形式确保土地出让收入回流农村有大幅度增长,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是土地出让收入使用应加大民生方面的比重,特别是用于低收入群体的养老、就业、医疗等民生方面的保障。四、要求省级政府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的监管,确保在阳光下运行。一是监管土地成本特别是管理费用的使用。二是监管土地出让收入中财政收入的使用。建议直辖市由中央政府监管。五、改变寅吃卯粮的现状。预收70年土地出让收益,诱惑巨大,再加“政绩观”作祟,令许多地方政府只为本届考虑,不为下一届考虑,更不为数十年后的子孙后代考虑。数十年的钱一朝预支,既造成了大量腐败、浪费、政绩工程和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也为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隐忧。建议中央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及早制止寅吃卯粮的状况。谢谢大家。万钢:现在请张维庆委员发言。请冯培恩委员准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党组成员 张维庆:各位委员,我代表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发言,题目是《加快推进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推动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在王刚副主席、张梅颖副主席带领下,分别赴内蒙古、山西进行了调研。我们认为,我国资源型地区再也不能走高强度消耗能源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粗放式发展老路,国家把山西省作为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于推动全国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真正实行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长期以来,资源型地区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以山西为例,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省份和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建国以来,累计生产原煤120亿吨,其中外调出省90多亿吨,分别占全国的1/4和4/5。同时,也陷入了因资源而兴、因资源而困的“资源诅咒”怪圈,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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